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合肥发布厅

理论研究

2017年8月17日《合肥日报》理论版:民国时期合肥地域历史的“三个面相”

发布时间:2017-08-17 来源:

  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 陆发春

  一、民国时期的合肥县“地大人多”

  今天我们在不少场合,时常有人会提到,旧合肥不大,人口少,几万人而已。但研究历史发现,这种说法都是不确切的。

  事实上,前清以来,合肥县一直是安徽省的地域和人口大县。根据安徽省陆地测量局1920年代的测量,安徽省域面积140687方公里,在当时全国排名26位。而合肥县6034方公里,是全省县域面积最大的县,比位列第二的宿县大253方公里。根据国民政府1936年较为准确的官方经济类统计,其时的合肥县为18188.76方里,折合为6034.60方公里,依然是安徽最大的县域。当时,合肥县政府在填报数据时,往往喜欢略有夸张地上报自己有“一万九千一百八十方里”。

  清末民初以来,由于政权动荡,社会扰乱、战乱和自然灾害频仍等原因,合肥地域人口起伏较大。据1916年《内务府土地人口统计》,1916年合肥县现住户数194157,共计人口数1200227人(其中男性626625人、女性573602人),在全省共20517496人口总数中,合肥县是排列前茅的人口大县。当时毗邻的巢县户数57951,人口数407163人(男性207143人、女性200020人);庐江县户数54694,人口数487963人(男性287998人、女性199965人)。据1919年《安徽省60县产业调查繁表》记载,合肥县人口数1416111人(当时巢县418113人,庐江县453367人)。据国民政府1928年人口数据《安徽全省户籍第一次调查报告书》记载,当时全省人口总数为21174262人,而合肥县为1305646人,占全省人口总数6%以上,是全省第一人口大县(当时巢县364855人,庐江县531458人)。

  整个民国时期,合肥县人口数虽然也有较大起伏,但是通常所说的合肥县是与阜阳县、宿县并列超过100万人以上的安徽人口第一大县,是有历史统计数据依据的。如国民政府1936年前后的经济类统计,合肥县192797户,共1274370人,比同是安徽人口数量排名第二、第三的阜阳、宿县要多出20万人。这种人口状况,与合肥县一直是一个“乡大于城”、具有广大乡镇地域面积的历史政区特征紧密相关。

  二、民国时期的合肥县“物产丰富”

  合肥为皖之中,介淮河与长江之间,丘陵岗地,川渠交错,风物土宜,是安徽农业物产产出大县。民初,日本人主办的东亚同文会曾经组织对合肥地区的农业调查,发现“最有名者为米,麦、豆、花生等之,杂谷次之,而茶、麻、毛皮等之产物亦复不少。”他们发现,吴山庙以北地区主要种旱粮,以高粱、绿豆、棉花为最多,亚麻、大豆、芝麻次之。江淮分水岭以南地区以及合肥与寿州交界处,土地肥沃,大多种植水稻。

  稻米是合肥出产大宗,类别有早白稻、早中稻、晚白稻、晚稻,品种有大小籼、六十黄、赶上陈、凤来马、观音籼、银条籼、羊鬚糯、羊脂糯等;大众所食的多为籼米、长粒籼、蔗籼、糯米、红米;另有作为馈赠珍品而专门播种的特色香米。其次是麦类、谷豆类等。此外,经济作物中的棉花,每亩约收六七十斤,到1930年代,全县每年约收十余万石,主要销往南京、芜湖(约三四万石)。油菜每亩约收两担。根据1936年前后国民政府经济类统计,合肥县出产禾谷类物产,其中稻12413880石,糯稻675990石,大麦306000石,小麦180000石,荞麦72000石,玉蜀黍109800石,高粱100800石,豆类的黄豆75000石,蚕豆81000石,绿豆6480石,豌豆115200石,豇豆27000石,黑豆3600石,蔬菜类976650担,番薯451000担,山药3000担,藕18000担,油菜籽33570担,落花生7950担等,形成了以三河镇等地为代表的稻米集散地。

  三、民国时期的合肥县“多灾多难”

  这一时期的灾难既有自然性灾害,又有社会性灾难,甚者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导致的国难。

  旧合肥是一个自然经济主导下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结构,受地理环境影响很大。考察旧合肥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用“灾害频仍”来形容或许不为过。仅举1931年江淮大水灾为例:合肥县发生特大水灾,城内东门一带水深丈余,全县境内圩堤悉被冲决,圩区田禾庐舍,荡然无存,城乡人畜“死亡不计其数”。一位寓居合肥的定远诗人写道:“土垣茅屋逐浪去,妇孺争命城东西。……六街三市并放舟……万家漂没何由还,可怜大半葬鱼腹。”

  社会性灾害主要指自北洋军阀专制以来,统治者给合肥人民带来的无妄祸害,民间则俗称人祸。据《申报》记载,1917年合肥县因军阀内讧,导致城内百姓大批出逃:“是年七月间,因试图复辟,调动军队致有本地之扰乱。庐州府及滁州人民均因恐慌,成帮逃往各埠。”

  民国时期的人祸,可分为地域性和世界性。日本侵华,即为世界性人祸。1938年5月,合肥沦陷。祖居江淮丘陵岗地、南淝河两岸和巢湖之滨的合肥人民,在国难中遭受了巨大创痛和经济损失。仅据战后国民政府方面不完全统计,合肥县受灾人口达127.4万,受灾程度达50%;房屋遭受破坏达两万多户,其中无家可归者34.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3%;战前合肥县粮食年产量1003.2万石,战后的1945年全县粮食产量仅有687.4万石,减产31%。“合肥地当冲要,被敌侵陷,先后达八年之久。在此期间,本县人士军政党团以及居民殉忠尽节与艰危死难者,不知凡几”。文化上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例如1937年12月,日军飞机轰炸合肥,在民国合肥图书馆发展史上卓有盛名的中和图书馆被迫停办;合肥沦陷后,该图书馆被日军占为兵营,馆内珍贵书籍5000余册被劫运日本。清末合肥文人徐子苓家藏书万卷,其中包括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的来往信札手札皆被付之一炬。

  民国时期的合肥,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结构,乡村为经济基础,城镇依伴而存。1949年1月,合肥城乡迎来了历史新时期,一个重构历史的现代化城市时代显露出肇启的晨光。作为现代城市的合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赋予的。

分享到: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