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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2017年8月17日《合肥日报》理论版:漫谈社会信任与社会治理

发布时间:2017-08-17 来源:

  董少广

  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知根知底,解决矛盾或调适权益纠纷有时不是靠打官司而是靠乡规民约。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信任”还没有被充分资本化和“社会化”,也就不成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社会的功利性,个体化的利益取向,都增加了他人不履行职责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这个时期的信任结构呈现出传统信任减弱与现代信任相对欠缺的状态。值得警惕的是,不断发生的社会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引爆点降低,一旦此种心态固化为刻板的成见或偏见,不稳定因素就极易借助现代传播媒介诱发和放大危机,社会互信就会被大幅消耗。

  社会信任也是一种社会资本,互不信任将会增加社会运行成本。因此,在社会治理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信任失衡问题,促使正向能量的最大化。

  社会治理的重点不在“管”,而在于“理”。这里的“理”,有情理、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法理,只讲“管”,不讲“理”,管理就没效果。人们常说“提纲挈领”,在社会信任体系建设中,政府就处于“纲”与“领”的地位。越是商业化的社会,越需要公正透明。没有透明就没有真相,普遍平等产生普遍信任。因此,创新社会管理必须不断强化信息的公开透明。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社会情感的治理。从人的视角看,当前我国出现的社会问题与人们的心理期待密切相关,既缘于人们期待随着社会发展而水涨船高的心理,又缘于人们对社会公正要求的多样化。为此,政府既要通过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把蛋糕做大,又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把蛋糕分好,同时还要积极推动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避免出现社会群体间的对立。稳定是和谐的前提,要不断拓宽公众的意见表达渠道,努力消解社会负向情绪。

  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人之所以能“自律”,是因为人有敬畏之心的“他律”。一方面,倡导和正向激励那些对社会有利的基本价值观念,让守信者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合作机会,并逐渐固化为全体成员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加强对违法失信者的曝光和惩处,培养和塑造社会成员包括法治意识在内的“按规则出牌”的行为习惯,使社会成员对社会行动的后果有着明确的预判。

  信任归根到底指向的是人心,关照的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既需要借鉴国外一些国家靠制度来保证信任的做法,也要吸收传统乡土文化的精华和养分,依靠道德力量来约束。这既是一个理论的课题,更是一个实践的课题。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安徽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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