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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2017年7月20日《合肥日报》理论版:张治中和黄麓乡村建设实验

发布时间:2017-07-20 来源:

  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城市规划师 张靖华

 

  在巢湖流域的近现代教育史上,有一所著名的学校,被称为“省立黄麓师范学校”,是今黄麓师范的前身。他的创立者是爱国将领张治中先生,这已为人所熟知。但黄麓师范为何在历史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并能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一个完整的,改造整个巢湖北岸的社会、文化、经济的实验计划,叫做“黄麓乡村建设实验区”计划。

  晚清以来,伴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的衰退,改造乡村,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一条途径。这条途径以不触动中国的政治体制为中心,回避激进和革命的手段,试图通过对经济、文化、社会组织的逐步改良,为未来的中国发展探索道路。民国时期,最为著名的乡村改良先驱是梁漱溟和晏阳初先生,他们在邹平和定县的实验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安徽地区的改造实验,主要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开始逐步在国内推行各种实验区计划,安徽地区有和县乌江实验区、巢县黄麓实验区和芜湖农高实验区。乌江实验区全称“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是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实业部合办的一个实验区,芜湖农高实验区依托安徽省立芜湖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而设立;而黄麓实验区,则是以巢湖北岸半岛作为一个独立地理单元进行乡村改造实验。主导者为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的张治中。

  张治中是洪家疃人,该村地处巢湖北岸半岛之中央的西黄山下。在他的心中,希望能够以西黄山下的这个村庄为中心,将整个巢湖北岸半岛的建设体系化。他以“美丽的图案”来形容自己的这一构想:“我很想把我的故乡建成一个理想中的乐园。我有一个实验乡计划:北自淮南铁路,南抵巢湖,东起烔炀,西至长临,筑成环乡的车道,再在各村修村道。同时办100所民众学校,其他一切按地方自治原则办理。”张治中曾于1928年在洪家疃创办黄麓小学,后又于1933年建立黄麓简易乡村师范。1934年,实验区计划初步启动,就以这两所学校为中心向外扩散。为了将这一综合的计划向前推进,张治中延请了陶行知先生的学生、著名乡村教育实践家杨效春来主持实验乡计划。而杨效春则综合了邹平、晓庄等地的乡村建设和教育实践经验,以黄麓简易乡村师范为中心,在全区快速建立了一个包括“政、教、养、卫”为一体的空间网络。并将这个空间网络上的各个乡村,划分九个基本片区,这九个片区以黄麓简易乡村师范校区为中心,从最北沿巢湖北岸半岛顺时针方向分别为:山后区、烔炀区、徐方区、张洼区、四疃区、裴村区、中庙区、六畈区、洪疃区。每个区都包括了“政、教、养、卫”四大功能,且发散出许多伸向这个区域各个乡村的“触点”——即各种小学校或由祠堂、私塾改造成的简易课堂。从当时存留的图纸来看,实验区最远的触点已经达到了姥山岛。

  必须承认的是,实验区计划的这个“一心、九片”的比较理想化的空间设计,和这一地区的地形地貌有很大关系。巢湖北岸呈现非常独特的半封闭地形,近似半圆,“东西南三面而皆临巢湖,为合肥巢湖交界处,实居全皖之中,东西宽约四十里,南北长约四十五里,面积一百五十方里。”而张治中的故乡——洪家疃村,恰处于这个半圆的中心,非常便于实施这个乡村实验计划。“黄山矗立于北,东西南三面逐渐低下,南端中庙一带突入巢湖,有如半岛,姥山位居湖心,则为一岛,山岭崎岖,湖光荡漾,风景宜人。”由于这种地形地貌的先天优势,加之以当时实验区计划贯彻者的努力和辛劳,使得整个计划从建立之初,就能保证对周边片区的强大影响力。在目前实验区时期保留的文献来看,杨效春在最终建立这个体系之初,是经过周密调查的。黄麓乡村师范的学生每日早晨出发,晚上归来,带回了整个片区大量的数据,涵盖交通、村落、物产、人口、经济、政治、保卫等方面,非常翔实。

  在利用这个体系普及乡村教育的同时,杨效春十分注重团结周边的乡绅阶层。几乎在各个小片区,当地乡绅都为实验区提供教学场所,并提供相关的协调和保障。一些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区域,如六家畈村,校长吴中英直接将养正小学纳入这一体系。不仅如此,杨效春还试图通过这一体系,全方位地带动区域的经济,如1934年全区大旱,黄麓实验区的学生即投入了抗旱活动之中,同时他们还通过编写歌谣劝说农民深挖池塘等方法,改变整个区域农民长久以来的迷信风水,不愿存储雨水的积习。在更为遥远的计划中,杨效春甚至计划将姥山和四顶山建设为旅游观光场所,同时还计划组织乡农,积极发展养殖业,将巢湖的鱼类产品变成商品,以带动地方经济。

  在张治中的支持下,在以杨效春为首的黄麓人的努力下,实验区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黄麓实验区寄托着一代知识分子改造中国乡村的理想,不但要通过教育网络来改造基层社会,更要在这里培育一种能够和中国基层结合,同时又能融入现代文明的新的社会力量,杨效春将实现这一培育过程称为“人生教育”,它来源于陶行知人生教育实践之一部分。“第一,他们不仅能教育儿童,并能教育大众;第二,他们不仅能办理学校,并能改进社会;第三,他们不仅能教人读书,并能教人生活;第四,他们不仅能够教人理解中国文化,延续中国文化,并能教人吸收世界文化,再新中国文化”(金步墀著,《黄麓乡师与农村建设》)。换言之,以洪家疃为中心的实验区将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的据点,将它的优秀的成果——经过融合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人”,向四周传播。从而推动着整个中国社会走向真正的现代文明。这种理想化的实践——无论是空间体系的构建,还是精神生活的构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否成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黄麓实验区虽然好,但一个变乱的到来,会将乡村运动的先生们所一点一滴,辛苦经营的成绩毁于一旦!”(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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