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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2017年7月6日《合肥日报》理论版:隋唐宋元时期合肥地区的发展与成就

发布时间:2017-07-07 来源:

  张金铣

  区位优势不断攀升

  从隋唐到宋元将近八百年间,合肥地区获得较快的发展。隋开皇三年(583)庐州建置后,合肥作为独立政区趋向稳定,区位优势日益明显。唐初庐州统领合肥、慎、庐江、巢等四县,开元年间增置舒城县,历五代宋初不改。唐末杨行密崛起庐州,担任淮南节度使,封吴王。天复三年(903),杨行密升庐州为节镇,置德胜军节度使。显德五年(958),后周夺取庐州,改置保信军节度使。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升巢县无为镇为无为军,统辖庐江、巢县。熙宁三年(1070),又析庐江、巢县之地置无为县。庐州辖境收缩,然区域地位稳步上升。明道元年(1032),北宋置淮南转运使二人,一人驻楚州(今江苏淮安),一人驻庐州。熙宁五年分淮南为东、西二路,庐州成为淮南西路转运司驻地。南宋时期,庐州地处抗金前沿,号为“淮西根本”,庐州知州兼淮南西路安抚使或者淮西制置使,始终处于淮西行政、军事中心。

  元朝升庐州为路,置淮西道宣慰司于庐州,统领淮西各地。至元二十八年(1291),又将和州、无为、六安等州划归庐州路。大德三年(1299),淮西宣慰司撤销后,庐州路直隶河南行省。元末红巾起义爆发,复设淮西宣慰司于庐州。在监察方面,至元十四年,置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司于庐州,后改为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司,由御史台直接管辖。为了控扼江淮地区,元朝派遣蒙古军、唐兀军、汉军驻守庐州。天历二年(1330),又以宗室宣让王帖木儿不花镇守庐州。元朝末年,南方白莲教首领彭莹玉活动于江淮,信徒多达数十万。刘福通起义之后,合肥地区白莲教信徒纷纷起兵,形成左君弼庐州武装和赵普胜、俞通海巢湖水师等,并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政区稳定和国家统一,有利于经济发展。隋大业五年(609),庐州有居民41632户,唐初析出西部霍山、开化、淠水诸县,但开元二十八年(740),仍有43323户,205369口。地方物产丰富,每年上贡稻米、麻布、茶叶等物。唐朝后期,庐州为朝廷财赋来源之地,每年数以万石稻米通过扬州输往京师。唐末五代时期,杨行密、徐温、李昪等人息兵安民,发展生产,“比年丰稔,兵食有余”,经济发展相对平稳。

  北宋初年,庐州五县在籍45228户,其中庐江县有13847户。神宗元丰(1078-1085)初年,庐州所属合肥、慎、舒城三县在籍有90488户。朝廷在江淮推行稻麦轮作,推广种植占城稻。境内土地垦辟,圩田遍布,合肥县南有三十六圩,“皆濒江临湖,号称沃壤”,而庐江县所属杨柳圩周围五十里,是江淮著名的圩田。南宋时期还组织军屯,保障驻军粮饷。元代继续推行屯田,当时人称“屯田之利,无过两淮”。到大德初年,江淮号称“桑麻之效遍天下”。合肥人余阙称合肥县南三十六圩“广而足耕”。庐江县内有“圩九十二”,巢县有圩田九十五处。棉花在庐州地区也得到广泛种植。诗人马祖常《淮南渔歌》诗句:“江东木棉树,移向淮南去,秋生紫蕚花,结绵暖如絮。”

  区域文化日趋繁荣

  隋唐以来,合肥地区人才辈出。隋代合肥人樊子盖有“循吏”之称;襄安(今巢湖)人陈稜奉使流求(今台湾岛),加强了台湾与内地联系。名臣廉吏任职庐州者,如隋韩擒虎之经营,唐朱敬则之刚直,罗珦之善政,李翱之均税,郑綮之清廉,文献历历可考。诗人李白、罗隐、杜荀鹤等都在合肥留下了不朽的名篇。见于记载的唐代庐州进士有李群、何士幹、沈佳期等人,诸科有郭弘霸、周利贞等人。五代时期,庐江人伍乔为南唐保大十三年(955)进士第一,成为安徽第一位状元。

  两宋合肥地区进士姓名可考的,多达三十余人,其中有以政事著称的马亮、马仲甫父子,以清廉著称的政治家包拯,还有以文学知名的姚铉、杨察、杨寘、胥致尧等人。姚铉编纂《唐文粹》,收录唐代古体诗文1980篇,被誉为“鉴裁精审,去取谨严,实为总集之善本”。北宋李台卿著有《史学考正同异》;南宋丁特起撰有《孤臣泣血录》(亦称《靖康纪闻》)。此外,宋代合肥地区还出现郑兴裔《合肥志》、练文《庐州志》、刘浩然《合肥志》、王知新《合肥志》等多家方志。西昆体诗人刘筠三次出任庐州知州,死后葬于合肥水西门外。南宋词坛名家姜夔寓居合肥城南赤阑桥,其传世《白石词》八十余首,涉及合肥词作就有二十余首。

  元代合肥最著名人物当属余阙。余阙早年耕读于巢湖之滨青阳山(今肥东县境内),后参与编纂宋、辽、金三史。至正十二年(1352),出任淮西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驻守安庆,官至都元帅、淮南行省左丞。十八年正月,城破自刎而死,号称元末“死节之臣第一”,著有《青阳山房集》和《五经传注》。其他如葛闻孙《环山房集》、王翰《友石山人遗稿》,都有较大影响。唐代以来佛教和道教也在庐州得到发展,并逐步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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